专家分享 |李长军：垃圾分类变革期，我们如何重塑信心？社区堆肥可以做什么？

雪华说

当我国垃圾分类逐步弱化，“垃圾不够烧”尘嚣日上，“分了也白分” 的质疑不断浮现，现实数据与大众感知出现落差，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垃圾分类的历史演变、真实成效与未来发展？基于厨余源头分类的社区堆肥，能否成为推动垃圾分类的一条现实路径？

2026年9月19日上午，CCCP社区厨余堆肥平台特地邀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李长军老师为平台伙伴带来关于垃圾分类与社区治理的相关分享培训。本文基于线上分享与研讨内容整理成文，如有未尽之处，敬请谅解。文章编辑和发布已得到李长军老师首肯。

一、垃圾分类政策演变与现状：走过四个发展阶段

回望国内垃圾分类推进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星星之火阶段（2000‑2012年）：小范围试点探索

2000年，国家选定 8 个城市开启垃圾分类试点，这一阶段以可回收物、电池类有害垃圾为主要对象。试点局限在局部社区，偏向运动式试点，试点结束便难持续。因为国内已有成熟的可回收物回收体系，而有害垃圾配套处置体系尚未搭建，整体处于零散探索的状态，没有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成熟模式。

2.百花齐放阶段（2012‑2019上海立法前）：多元模式涌现

试点规模持续扩大，上海率先探索干湿分类-厨余垃圾分类路径。各地涌现大量本土化实践，大多由社会组织、第三方企业推动。破袋或不破袋投放、积分兑换、上门宣传、不同投放模式百花齐放，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出特色方案，没有统一标准，是地方自主探索的黄金时期。

3.一统阶段（2019‑2025年）：全国复制上海模式

2019年上海垃圾分类正式立法，定时定点、撤桶并点迅速向全国推广。许多城市直接照搬上海整套方案，把过去多年摸索出来的本土模式直接替换。

但很多地方忽略一个关键前提：上海模式背后，是长期积累的强大基层社区治理能力，并非仅仅依靠硬件和制度，其他城市简单照搬很容易陷入 “邯郸学步” 的困境。大量城市短时间大规模采购硬件与第三方服务。

上海垃圾分类模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长达七八年的本土试点沉淀。2012‑2018年属于多元探索期，上海各街道、小区尝试积分激励、社会组织介入、志愿者劝导等不同路径，逐步形成干湿分类的核心思路，同步锻炼了居委会、居民志愿者队伍，打磨基层社区动员能力，并配套开展撤桶并点、定时定点的小范围试验，并非直接一刀切推广。2019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将前期试点经验固化为法规，形成以干湿四分、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多元社区协同、配套厨余后端处置为特征的完整模式。

上海模式向外推广后，进入全国复制的“一统阶段”。不少城市赴沪学习时，只照搬垃圾厢房、定时定点等显性硬件和制度，却跳过长期试点磨合过程，忽视上海成熟的基层治理、志愿者基础以及后端处置设施这些关键“软件条件”，依靠考核压力快速全覆盖。大量工作直接外包第三方企业，督导员沦为二次分拣人员，出现“替代悖论”，居民分类责任被外包，造成水土不服、财政负担加重等一系列问题。

即便在考核弱化的新阶段，上海依托积累的社区基础与全链条处置体系并未出现明显倒退，还适度放宽严苛的定时要求，兼顾便民；这也印证，上海模式可借鉴的是全链条制度设计，而不能简单照搬表面做法。

4.进退维谷阶段（2025 年至今）：考核弱化后的迷茫期

随着中央发文取消地方层层考核，住建部仅保留城市一级年度考核，市‑区‑街道‑社区的层层压力传导消失。

地方政府陷入两难：继续推进，要持续投入人力财力；既然没有考核压力，不少地方选择观望。很多城市垃圾分类厢房沦为摆设，设备损坏无人维修，过去轰轰烈烈的推进节奏明显放缓。

从数据上看，46个重点城市厨余垃圾平均分出率大约在15%，一线城市平均可达20%，换算为国际通用的厨余垃圾回收率约30‑40%，部分优秀城市水平对标发达国家。但公众主观感受和客观数据出现巨大割裂：大众普遍觉得垃圾分类收效甚微，而实际统计数据显示，我们的成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客观现实：只要40%-50%居民坚持正确分类，就已经属于很不错的水平；80%-90%的高参与率，是需要数十年持续培育的远期目标。垃圾桶内只要存在一部分混投，就会给所有人造成“大家都没有分类”的直观错觉。

二、目前我国垃圾分类面临的挑战

2025年后，考核驱动的攻坚时代落幕，垃圾分类转入常态化提质的变革阶段。过去积累的矛盾集中暴露，同时衍生出新的治理难题。

1.照搬模式遗留隐患，本土适配短板集中显现

过去在考核压力下，不少城市跳过试点磨合，直接复制上海定时定点、撤桶并点的整套做法。当行政外力退场，这套移植而来的制度失去外部托底。硬件设施已经落地建成，但居民分类习惯、社区动员能力并未同步培育完成，模式水土不服的问题充分暴露。

2.“替代悖论”持续发酵，居民主体责任被外包

过往依靠财政购买第三方服务，桶边督导员原本的宣教劝导本职，逐步异化为兜底二次分拣。考核收紧阶段尚可依靠财政硬撑，压力消退之后经费收缩，居民却已经形成 “分不分都会有人帮忙分拣” 的心理惯性，源头参与动力不足。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前端投放质量差，加重后端处置负担；居民看见桶内混投现象，认定 “分类没有意义”，进一步降低参与意愿。

3.资源投入结构失衡，重硬件、轻宣教弊病凸显

大量财政经费倾斜于智能化分类厢房，部分智能厢房造价高达十几万，配置屏幕、空调、净化设备；而面向居民的宣传教育预算严重不足。

很多地方把宣传简化为张贴海报、社群转发通知，缺少沉浸式体验。居民无从了解垃圾后端处置去向，“分完最后还是拿去焚烧”的误解广泛传播。

后端设施同样存在短板：部分城市虽建成厨余处理设备，但前端垃圾杂质过多，设备无法满负荷运行；焚烧厂与厨余资源化设施争夺原料，成为地方治理的现实难题。

4.多元共治机制松散，部门协同动力不足

垃圾分类本应是城管（环卫）、房管、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居民多方协同的工作，但现实中常常变成城管（环卫）部门单打独斗。

考核取消之后，各主体缺少联动激励：

• 物业属于房管部门管辖，缺少强制约束，大多被动应付，不愿深度参与居民劝导；

• 部分居委会认为已经采购第三方服务，便把工作全部甩给外包企业；

• 业委会发育参差不齐，很多小区甚至没有成立业委会，缺少居民自治抓手；

• 罚款执法成本高，大范围对居民、物业处罚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只能依靠少数典型案例起到警示威慑。

5.变革期信心危机，“躺平”思维蔓延

考核取消之后，缺少外部压力，不少地方缺少清晰的短期、中期、长期目标，走一步看一步。

厢房设备失修、运维经费压缩，政府、行业、普通居民三方信心同步受挫，行业陷入进退两难的迷茫局面。

专家观点：垃圾分类不可能退回从前，只能循序渐进提高居民参与比例，从三四成逐步迈向五六成；当参与率突破六成，整体社区社会氛围才会迎来扭转，这个过程需要足够的耐心。

三、重塑信心，“人”才是垃圾分类的主体

轰轰烈烈的硬件建设浪潮退去，考核压力逐步消解，垃圾分类来到重塑信心的关键变革期。我们曾经寄希望于智能厢房、自动化设备，以为依靠先进设施就能够解决分类难题，却终究认清一个事实：设备只是工具载体，人，才是垃圾分类真正的主体。

部分城市把大量资金投入高大上的智能厢房，却不给居民宣教分配预算；桶边值守依靠第三方外包人员，劝导工作异化为二次分拣。由此催生“替代悖论”：垃圾由外部人员代为分拣，居民慢慢形成心理暗示，分或者不分，总会有人兜底。垃圾产生者的主体责任被转移，无论硬件多么先进，都培育不出居民的分类自觉。居民看见垃圾桶内的混投，看不到后端资源化成果，“分了也白分”的失落感不断放大，公众信心持续损耗。

真正可持续的垃圾分类，从来不取决于设备是否先进，核心在于调动人的主动参与。做得好的社区，厢房只需要满足遮阳防雨、洗手、照明等基础功能即可；资源更多向社区宣教、志愿者队伍培育倾斜，用邻里劝导、“小板凳式”的柔性群众工作，唤醒居民源头分类的自觉。

我们应当理性看待成效：垃圾分类不追求全民100%完美分类，40%-50%的居民稳定参与，就已经是不错的成绩。桶内少量混投，极易放大大众负面观感，造成“大家都不分类” 的认知错觉。

垃圾分类的信心，不靠考核施压，也不靠硬件堆砌，来源于居民实实在在的参与感与价值获得感。变革时代，我们需要把重心从“建设备”回归到“关注人”，重建居民的环境责任意识，一步步扩大参与人群。只有更多普通人发自内心愿意分类，这项工作才能行稳致远。

不必等待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可以从一个个小区做起，依靠业委会、志愿者、社会组织，一个社区一个社区落地实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依靠基层实践慢慢积累经验，反哺政策完善。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村：居民自觉分类

四、社区堆肥如何助力垃圾分类

面对当下的治理困境，社区堆肥作为分散式就地资源化路径，恰好回应了垃圾分类诸多痛点，成为重要的补充方案。

✅破解 “分类看不见成效” 困境，重建公众信心、回归居民主体

居民产生抵触情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看不到垃圾分类的实际价值。 社区堆肥将居民产生的厨余垃圾，就地转化为有机营养土，服务于社区花园、小区绿化和共享菜园。果皮菜叶变为滋养花草的“黑金土”，把抽象的资源化变成居民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成果，破除“分了也白分”的质疑，强化分类的价值认同感。

堆肥对厨余纯净度有硬性要求，不能依靠外包人员兜底分拣，倒逼居民做好源头分类，落实“谁产生、谁负责”，缓解“替代悖论”，唤醒居民作为分类主体的责任意识。

平台实践伙伴温州市鹿城区南郊街道珍惜乐环保服务中心通过系列堆肥活动让公众看到垃圾分类的价值

✅实现“厨余-绿化”内部循环，减轻集中处置压力

大型集中式厨余处理设施对杂质容忍度低，运维成本高昂。社区堆肥在小区内部消纳部分厨余垃圾，同时消化园林修剪的枯枝落叶，完成“厨余垃圾+绿化废弃物”闭环循环，减少垃圾外运处置压力。

建议优先实现小区内部绿化自用，降低跨部门协调难度，再逐步探索公园、林地的就地就近应用，不必一开始就追求大规模还田。落地不必追求昂贵设备，普通堆肥箱、堆肥桶即可开展；盘活小区闲置边角空地，打造社区花园、一米菜园，为堆肥产物提供稳定的应用出口。

✅激活社区治理，搭建邻里联结纽带

堆肥不只是单纯的环保技术，更是社区营造的有效载体。西安心晴雅苑小区的实践证明，围绕堆肥、社区花园项目，可以动员业委会、志愿者广泛参与，创造居民沟通协作的场景，增强社区归属感与粘性。让垃圾分类不再只是自上而下下达的任务，转变为居民共建美好家园的共同行动。

业委会是推动项目非常理想的抓手：根植社区，拥有群众信任，掌握小区公共空间与财务决策权，动员能力突出。西安心晴雅苑正是依托业委会，高效协调物业、居民协同参与堆肥与垃圾分类。但现实中大量小区尚未成立业委会，因此居委会、骨干志愿者、社会组织同样需要承担赋能、催化的角色。物业也可以成为社区堆肥项目中承担场地维护、绿化应用等配套工作的主要角色，以此减少园林绿化外运和绿化土壤改良成本。

西安心晴雅苑小区在业委会发动下，建立“垃圾分类-厨余堆肥-堆肥产物改良土壤-社区花园”链条

写在最后

我国垃圾分类已经走过轰轰烈烈的强制普及阶段，进入冷静沉淀的变革时期。我们既要直面现存的诸多现实困境，也不能否定多年实践积累下来的客观成果。

同时我们也要客观看待社区堆肥的边界：它不能替代城市大型厨余垃圾集中处置设施，仅能消纳一部分小区厨余。它更大的价值体现在社会治理层面——重塑居民对垃圾分类的信心，培育社区参与氛围，而非彻底解决全部厨余处理难题。

垃圾分类习惯养成是一场慢功夫，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考核褪去之后，恰恰是回归垃圾分类本质的时机。CCCP社区厨余堆肥平台积累的大量一线实践案例，为不同类型社区提供了诸多可参考、可借鉴的样本，也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可行路径：让居民看得见价值、亲身参与其中，重建公众信心，推动垃圾分类从“要我分类”真正走向“我要分类”。

你所在小区的垃圾分类现状如何？你觉得社区堆肥在你的小区具备落地条件吗？欢迎评论区留言交流。